2010年5月初，昌平区城北一村民张某将翻盖二层小楼的工程发包给“包工头”安徽人赵某，随即，赵某找来22名泥瓦匠开始施工。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工程款分期支付。6月中旬，工程主体封顶后，张某如约支付了第二批工程款，谁知，赵某拿到钱款后，趁夜色“溜走了”。到了6月25日左右，工人们发现赵某有好几天没有露面了，感觉有些不对劲，就打电话与赵某联系，可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这下，工人们急了，“他这是撇下我们带着钱溜号啦！这样可不行。”

　　在等待没有消息的情况下，工人们停止了工作，在张某家里“安营扎寨”，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个星期。村民张某只得向村调委会求救，请张主任出面调解。

　　张主任来到张家，看到楼房主体刚刚封顶，还有近一半的活儿没有做完，22名工人“驻扎”在这里，场面十分凌乱。他首先清点了人数，核实了身份，稳定大家的情绪。

　　在此之前，为了预防在施工中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发生，维护农民工权益和社会稳定，村里有规定：凡在该村建设施工的单位都要签订三方“承诺书”，这三方包括业主或项目所有人、承包单位和具体施工人员。

　　张主任向工人们了解情况后，得知包工头赵某欠工人工资约4万元，由于工人花名册和“记工簿”都在赵某手里，数字是否准确难以考证。这22名农民工来自全国5个省，在此之前互不相识，是“凑在一起”的。

　　根据村民张某在“承诺书”中明确承诺“保证负责监督将工资发放到每一个具体务工人员手中”，同时还承诺“发生工资纠纷，保证负责全权处理”。村调委会认为，村民张某作为发包方已经做出承诺，工人拖欠的工资理应由村民张某负责发放。承诺书中还明确要求民工应当与“老板”签订用工协议，而这些民工却没有执行承诺，因而在此事件中民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董 军 蔡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