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与乙原系男女朋友关系，甲于2002年6月至2003年3月居住在乙家，2006年7月甲怀孕时租住在上海某小区。甲乙双方因甲怀孕问题发生矛盾，乙及其家人要求甲堕胎，但遭甲拒绝。2007年3月甲生育丙，在丙的出生证明“父亲”一栏上，甲填写了乙的名字。2007年7月，甲带丙至乙家，但与乙及其家人发生纠纷。后丙诉至法院，要求乙作为其父亲承担自2007年3月起每月2000元的抚养费至其18周岁。

　　诉争焦点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丙与乙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一般而言，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与否的最直接证据就是亲子鉴定结论。而本案中乙在一审和二审诉讼期间均未到庭应诉，客观上无法进行亲子鉴定，在一方拒作亲子鉴定或缺失亲子鉴定结论的情况下，法院能否依据其他间接证据推定亲子关系成立是本案的审理难点。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丙应当提供相当证据证实其与乙的关系。丙提供的证据，例如丙母亲甲与乙之间的亲密合照、居委会证明、租赁协议等证据虽然真实有效，但对丙与乙间存在亲子关系的证明力不强。据此，依照民法通则第5条的规定，驳回丙要求乙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丙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认为其举证责任已完成，现乙拒绝到庭，无法做亲子鉴定，本案应推定丙与乙之间存在亲子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表明丙的母亲甲与乙曾经谈过恋爱，并曾同居，双方关系密切。甲怀孕后乙及其家人曾要求其堕胎，遭甲拒绝，双方为此产生矛盾。对此，丙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并以其与乙之间存在亲子关系，提出了要求乙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而乙对反驳丙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现乙不到庭应诉，应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权利，并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鉴于丙对自己与乙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举证已初步完成，丙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申请亲子鉴定，由于乙不到庭应诉，本案无法做亲子鉴定，目前丙尚年幼，亟需抚养，据此推定丙与乙之间的亲子关系成立。根据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独立生活为止。据此，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乙自2009年3月起按月给付丙抚养费人民币300元，并补付自2007年3月至2009年2月的抚养费7200元。

　　判案分析

　　本案是一起涉及亲子关系的抚养费纠纷案件，本案的焦点在于当一方当事人拒不到庭应诉，无法做亲子鉴定时，能否依据间接证据推定亲子关系的成立。司法实践中对此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应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当事人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存在亲子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涉及亲子关系的诉讼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适用推定规则确认亲子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其实面临着两难境地：是不顾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保护、严格遵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抑或随意适用举证妨碍，并进而推定亲子关系的存在。法院必须在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和维护稳定的家庭、社会关系这两种价值判断中作出取舍和平衡。选择何种价值目标，都关系到未成年子女、家庭和社会的利益。我们认为，在实践中应尽量平衡好这两种价值目标，具体而言，应以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规则为主、兼顾亲子关系诉讼的特殊性。因此，运用推定规则来推定亲子关系的存在应当是受严格限制的，须满足特定条件。

　　一般而言，适用推定规则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举证责任人首先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当的证据，证明这种可能性。在这里，对于如何理解“相当的证据”是审理中的难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我们认为，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其一，如果孩子是在婚姻期间生育的，法律上首先推定丈夫为其生父。只有排除了与丈夫间的血缘关系，才有可能推定与他人有亲子关系；其二，有证据证明双方在受孕期间有过性关系。比如双方同居的事实、双方都承认有过性关系等；其三，其他间接证据。如亲密的照片、亲戚朋友的证言、居委会的证明等都可增加法官的内心确信。

　　第二，未成年子女存在亟需抚养和教育的情形。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亟需抚养和教育”的理解一般比较狭窄，仅指未婚先孕，孩子幼小而无人抚养的情况。因为对于非婚生子女，往往更缺乏社会的认同度，更需要父母对其负起抚养和教育职责。从保护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看，对于亟需抚养的非婚生子女，法院应积极适用推定规则确认亲子关系，及时给非婚生子女应有的保护。

　　分析本案，从现有证据来看，丙已提供“相当的证据”证明其与乙存在亲子关系的可能性，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满足了适用推定规则的第一个条件。从第二个条件来看，本案中丙在诉讼过程中一再申请亲子鉴定，但由于乙不到庭应诉，致使无法做亲子鉴定，且丙系非婚生子女，目前尚年幼，亟需抚养。在综合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法院据此推定，丙与乙之间的亲子关系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