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硬币还有另外一面。被告人翻供现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能排除被告人利用庭审机会扰乱视听的可能。面对刑罚的步步逼近，趋利避害的本 能可能会促使被告人推翻庭前的真实供述。换言之，被告人的庭上供述不一定是真的，其庭前供述也不一定就是假的。所以，在被告人意图推翻以前在没有受到刑讯 逼供情况下所作的真实供述时，刑讯逼供是被告人让警察很容易就背上但是卸下去却要费一番周折的黑锅，也是被告人挖下的一口很容易就让辩护律师跟着一块跳下 去的陷阱。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问题的另一面。因此，在我国还没有确立沉默权的情况下，问题的根本在于要找到一种既能有效对检控机关的行为进行他律，同时又 能为检控机关援用对付被告人推翻真供活动的双刃剑。为了求得这把双刃之剑，我们必须确立庭审上的言词原则，即法庭应当以被告人的当庭供述作为质证的基础材 料，并以当庭查实的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的根据。只有确立了庭审上的直接言词原则，才能最大限度排除庭前违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在庭审中的直接采用。如 果检控机关要想证明被告人庭上的供述是虚假的，而庭前的供述是真实的，则必须证明其庭前供述的可靠性。只有这样，其庭前供述才能进入法官的视野。否则，就 只能以其庭上供述为定案的根据。而证明被告人庭前供述可靠性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从而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逼取其供述 的可能。因此，检控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律师在场权实际上是一把双刃之剑。一方面，检控机关可以在被告人庭上翻供时以律师的在场证明其庭前陈述的可靠 性，从而为被告人庭前供述进入法官的视野取得一张通行证；另一方面，律师在场又可以形成他律机制，有效地抑制检控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当然，抑制刑讯逼 供，保证被告人庭前供述可靠性的方法并非只此一种，也并非仅仅凭此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是诸多环节中很重要的一环。